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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世骥文存:重新认识和研究文化名人杨世骥

发布日期:2019-08-08 18:53   来源:未知   阅读:

  该书收录了杨世骥20世纪30至40年代发表的文学作品、文艺批评、文史研究文章和部分未刊稿,主要有1945年结集的《文苑谈往》第一集和见诸《新中华》《说文月刊》等期刊的学术文章及部分手稿,散见于《现代》《文艺月刊》《抗战周刊》《东方杂志》等报刊的诗文和小说,20世纪60年代初的油印文稿《一个血的教训》《泛论同盟会和黄兴的革命活动》,以及杨世骥自订年谱及其子女的回忆文章等,为重新认识和全面研究近世文化名人杨世骥提供了基本的文献史料。

  杨世骥(1913—1968),湖南长沙人,现代作家、文史专家和社会活动家。1937年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银行会计系毕业,民国时期主要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在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阵营的文艺青年,现代派诗人,参与创办过《抗战周刊》,发表了大量文艺作品。40年代主要从事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著有《文苑谈往》等。50年代以后主要从事楚国史和近代史研究,校注了宋教仁遗作《我之历史》,著有《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湘绣史稿》等,遗著有《楚史稿》(已散佚)等。

  杨世骥(1913—1968),湖南长沙人,1937年上海国立暨南大学银行会计系毕业,此后主要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1955年参与筹备中国科学院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任近代组组长,高级研究员。杨世骥藉以留名的,主要不是其在银行财会专业领域的造诣与功劳,而在于其民国时期作为“业余”爱好的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成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近代史和湖南地方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杨世骥是一位有艺术天分的文艺创作家,曾经是“左翼”阵营的文艺青年。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读于长沙明德中学的少年杨世骥,就依托《明德旬刊》成为小有名气的诗人。30年代,杨世骥成为现代派诗人群体中的重要成员,以至于有研究者推其《汉口》一诗为“《现代》杂志中,乃至整个30年代,最成功的都市诗”(葛飞《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陈平原、(日)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第416—417页,550855智多星心水论坛发现“退改签”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与此同时,他还是长沙支撑文艺新潮的“现代文学社”的“散文能手”(纯记《如是如是之长沙文坛》,《汗血周刊》,1935年第18期)。30年代中期,杨世骥在暨南大学就读期间,时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由吴越刚介绍加入了“左联”。30—40年代,杨世骥有不少新诗行世,发表在《现代》(1933)、《矛盾》(1933)、《文艺月刊》(1934)、《诗之叶》(1936)、《文学杂志》(1937)、《文学创作》(1943)等刊物。抗战初期,他在汉口参与创办了《抗战周刊》,同时自己发行《民众五日刊》,发表了一系列振聋发聩、声情并茂、立意高远、识见超凡的战斗的文章,为全民族抗战鼓与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他的兴趣转向了文史研究,其重要文学批评与研究文章主要发表在《说文月刊》和《新中华》复刊上,其中尤以1943—1945年在《新中华》复刊上开辟的“文苑谈往”栏目影响为著。

  杨世骥是一位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尤其是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拓性贡献。别的不说,单是1945年结集的《文苑谈往》第一集,已经赢得眼界甚高的曹聚仁的青睐,言“现代中国文人之中,最有识力的批评家,勤于搜集史料,加以审慎考订,而编次成书的,首推杨世骥,他的《文苑谈往》(中华书局本),便是采铜于山,自己提炼出来的”,“虽是单篇的文人小记,一鳞一爪,已见精审的功夫”;誉其为一部“重要的开山之作”,迥异于那种以主义为指针的宏大叙事式的“人云亦云的文学史”。(《文坛五十年》第381—382页,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该著首次对以《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专栏为代表的晚清新诗运动的创作实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估,提出对“诗界革命”历史地位的重估问题;最早指出湖南新政实行期间樊锥的文章与梁启超政论文的渊源关系,以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之、李佳白在中国的办报与宣传活动开近代“时务的文章”之先河的问题;较早关注近代戏曲创作所走过的三四十年历程中的发展演变脉络与特征,首次对晚清以降从传统的杂剧、传奇到话剧演进的“戏曲的更新”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与总结;率先指出了以周桂笙、徐念慈为代表的近代翻译文学先驱的突出贡献及其文学史意义;明确提出了以王闿运诗文弟子为代表的近代旧派诗文的评价标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重新定位的问题;指出对晚清小说创作领域不为世人所重视的在题材、主题、类型、体式等方面确有可圈可点之处的诸多作品的重新认识问题;等等。可谓眼光独到,发前人所未发。仅从这本文集来看,其学术视野已经覆盖近代诗词、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领域,隐隐体现出著者关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总体构想。

  杨世骥还是一位不应被遗忘的有着非凡历史眼光和学术功力的史学家。就其问世的论著来看,他在辛亥革命史、湖南地方史、湘绣史等方面做出过他人不可替代的开拓性贡献。20世纪50—60年代,他校注了宋教仁遗作《我之历史》,油印过《一个血的教训——论与宋案》、《泛论同盟会和黄兴的革命活动——兼论孙黄关系》两篇长文,出版了专著《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和《湘绣史稿》;如果那部花费了他二三十年心血的《楚史稿》能够问世的话,那将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楚国史巨著。

  杨世骥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与经济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1948年,他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长沙分行襄理的身份,召集亲友、同学、同事成立了湖南地下民联,开展湖南和平解放及保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湘分部专任委员、长沙市财经委员会委员等职。

  本著收录了杨世骥的《文苑谈往》第一集和民国时期见诸报刊的诗、文、小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7篇未刊文稿。附录一所收两篇研究近代史的文章,是20世纪50—60年代探讨与宋教仁遇刺案、同盟会和黄兴的革命活动的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思想见解和学术价值跨越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杨世骥所著《湘绣史稿》、《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因单行本不难找到,故而未予收录。

  文学者各有其努力侧重的方面。从人生社会观照上,涵泳胸襟,抒写智慧,是文艺创作家。从文学欣赏上,发掘蕴蓄,解释精微,是文学批评家。从文学潮流上,贯穿千古,看出文学的大势,给往代以公平的评价,导将来以应有的归趋,是文学史家。因为各有侧重,所以创作家不必同时兼作批评家,文学史家不必同时作诗写小说。因为同属文学范围,所以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写的文章,往往是最好的创作;而一个创作家的甘苦之言,往往是批评的最精确标准。这如同一株大树,虽其根干花果形状上有些差异,却同属于生命的完整。

  所以文学者的修养,要从各方面努力去体认完整,也要从完整中分向各方面去精研其所求的专一。而在这修养工夫上,尤其有一件根本至要的精神:那便是黜华崇实的精神。“修辞立其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作人的实训,自然也是治学的指针。不具备这基本条件,不立足最高处开拓胸襟,不自己看重工作的本身价值,远超过一切浮誉虚荣,不以一点一滴的辛勤来完成包举宇内的雄心,其结果若非完全无成,便是一得自封。在今日中国学界风气扫地以尽之时,转移风气培育根本,非有笃实君子以身作则断难有所挽回的。

  我的朋友杨世骥先生立志探研中国文学史。他在七年前本已写成一部近代中国文人志,郑振铎先生为他作序,有几家书店热切地向他接洽出版。但他仔细校读,终于决定不刊布。并且由此决定作更精深的用功,切实探究每一个人的成就,每一个小的问题,期于在源头上以细流汇为大海。我在四年前尚读到他那尺多厚的弃稿,想到书坊玻璃窗内装璜美丽的书册,觉得他正以朴质的儒生步伐静默地沉着地踏在那些书册之上。

  如同一个潜夫在郎署,他白昼了公事,夜晚治文学。有些闲工夫,他便到各处去搜寻材料。以战时后方文物的凋敝,他居然尽可能网罗了许多放纷史料。他去读、去想、去证,渐渐地,渐渐地融会贯通了许多新颖的见解。他这时实在已经得到学问本身的快乐。他的生活异常充沛。他的一件旧长袍,一堆堆破了封面的书,仿佛永远发射无尽的英光,照耀得世上最大最肥的富翁那样地寒瘦。他的大书还不曾出来。他还要等待。

  然而他并没有放下笔,却是辛勤地在写。他的意思,第一步要写一部《近代中国文学述论》,系统地、广泛地建立中国文学史新的第一步规模。以战时关系,许多材料还需要补充,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到确切不移的论定,因此一时无法完成。其中素来为人所不注意的一部分曾经应中华书局之约陆续在《新中华》杂志及他处发表。这便是现在集印的一册《文苑谈往》。自然,在这小册子中只是一鳞一爪,但可注意之处已经很多。

  第一,近代文人的生平事迹及著述,大多淹没失传。“同光”以来,国家内忧外患,纷乘迭起,愈促成这种趋势。坊间所出文学史或则成书仓卒,或则根本未下网罗工夫,因此无一部精审详尽的。一些前辈老成,熟于旧事,或者懒于传述,或则不愿为此,或则他们的文学见解不尽弘通,纵有所传,未为典要。一些后进之士,又多虚浮轻躁,不多读书,因此更无载笔之人。世骥对这一点十分注意,他正在建立他广博的基础。我深切地知道他,往往一字之微,用去了悠久的岁月和曲折的访寻。

  第二,中国古代的史家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为一己的正直责任。世骥在阐幽的一点上,十足表现正义。他研究近代中国文学概况,一贯地着重那些各派不著名的先驱者们。这种态度是忠实的,也是义侠的。即使在这小册中,我们读了《樊锥与苏舆》,才知道当时有这样两位典型的人物;读了《周桂笙》,才知道这位翻译界的启蒙英雄;读了《戏曲的更新》才知道那时演进的大脉络和那些陌生的人名。如此之例举不胜举。有了他,将重新把文学国度里那许多已埋没的陈胜吴广们复生起来。这意义异常深刻。

  第三,小说在外国被看重也是不久以前的事。在中国素为文学者所不屑道。以我自己说,虽然知道晚清许多新思潮,新运动都由通俗小说传播,同时许多恶劣的社会现象,也只有这些小说反映得最翔实,要想真切的看到那时代,应该看一些这类的书。但我却怕耐心读那些不甚精美的文字,并且也得不到那些久已散亡的册子。钱杏邨先生在世骥之前首先对晚清小说感到兴趣,已经著有专书。世骥在这一面更是用了工夫。就他现在手边的材料,几乎超过钱先生所见过的一倍有余,其来源非出自苏、沪一隅,而尤注重内地各省民间小说的发掘。他像一个工程师一样地,正在镕铸着千千万万的废铁,以期作出系统的报告书来。我相信许多读者,将第一次从他得知那些冷僻的小说名字。

  第四,世骥的笔调锋利而圆转,更能溶入动人的感情。他叙寄禅和尚那样宛委,叙彭逊之那样跌宕。他的夹叙夹议的灵动风格,使我们如听最会说话的人“谈故事”。虽然他的态度那末严肃而我们绝不是枯燥地在“读史”。这是他文字修养最成功的地方。于此,我们看见他不但有史家的专精,并且有文学者的完整。

  新生中国的轮廓,虽然包含千头万绪,但其精神必然由这种广大简朴中渐凝渐显。以新中国的文学史而论,也决不是一手一足之烈,在短期间所能成。这完全有赖于笃实践履的学人共悬一目标,分担其辛苦,逐渐筑坚拓大其基础,才能竟其全功。世骥的这本小书,可以说是他自己以及别个志士的大工作中第一块石头。我作这一篇序,更瞩望到壮阔的将来。为了他们的著作,即使我至多不过是一个拙劣的钞胥,我也将欣然愿为传写的。

  一八九五(光绪乙未)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力行新政,其影响最大,受到当地文人反对最烈的是开办时务学堂和创立南学会。因为新旧思想的不同,还加上义气的作祟,致使湖南发生一场不平凡的斗争,这种斗争展延了三四年之久,直到戊戌之变,陈氏革职,南学会无形停顿,时务学堂也被改为求实书院,旧派得到完全的胜利,方才渐渐地平息下去。

  樊锥与苏舆当时都是湖南人中的后进之彦,他们各以最激烈的姿态,出现于那次斗争之中,代表了新旧两个极端相反的倾向。

  值得同情的,当然是樊锥。锥字一鼐,邵阳人。光绪丁酉拔贡。少时攻读长沙城南书院。与苏舆同出王先谦门下。梁启超、黄遵宪在长沙组织南学会,他首先在邵阳组织分会以为响应,自认会长,手订章程。章程的措词表面很和平,实际是要提倡“民权”和“平等”,一时入会的人甚重,苏舆“洞烛其奸”,便挺身出来和他作对,将他所拟的章程逐条反驳。如章程里有“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虽有保人不准入会”之语,原是很平常的,苏舆看见他利用“伦常”和“孔教”做盾牌,因此驳斥他道:“若然,则樊锥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锥倡之也。无亲疏,是无父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似此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若而人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直‘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剌谬,阅者省览焉!”大肆谩骂。可是旧派的攻击和污蔑终于敌不过时代的要求,分会会员有增无已,并不因此减少。稍后巴陵、沅州等地南学分会也纷纷成立了,唐才常、谭嗣同在浏阳创办的群萌学会也改组为南学分会,新派的势力一天比一天浩大起来。

  他在这时,更著《开诚篇》《发锢篇》诸文,发表在《湘报》上,其持论的激烈,见地的透彻,实出当时谭嗣同、梁启超诸人之上。尤其是《开诚篇》一文发人之所不敢发,信笔直抒,没有丝毫顾忌,像奔迸的火花似的,使头脑迟钝的人读了,直为之目眩,无不认为“悖谬”。苏舆也就不惜以详尽的毒辣的口吻加以驳斥。如《开诚篇》道:“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骤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苏舆驳道:“我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顾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锥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接着又说:“今宜上至百僚,下至群丑,俱如此类,网罗净尽,聚之一室,幽而闭之,使其不见日月,不与覆载。”苏舆驳道:“自古权奸逆竖,心怀叵测,必将忠臣义士,一网打尽。樊锥此言,殆又甚焉;倘其得志,忠臣义士,无噍类矣!”以及“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亟,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苏舆驳道:“天子昭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他论到民主政治的必然起来,则说:“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所自主之权,凡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苏舆驳道:“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于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锥贵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藩锥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乌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且不可行矣。锥曰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乾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还有:“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苏舆驳道:“尊卑贵贱,有一定之分,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锥公然敢以猥鄙恶劣缪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顾忌,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者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苏纪年可耳。”二人皆各趋极端,而樊锥在当日抱着改革政治和社会的热忱,主张从根本破坏着手,无论其是否肤浅,他能够站在时代的尖端,不顾环境的迫害,精神已不可及。他文章的组织以八股为根底,而能开阖自如肆应不穷,字句间横溢着炽灼的情感,实开梁启超戊戌以后政论之先河,尤为难能可贵。可惜今日已无从搜罗他更多的著作了。

  他的势焰,实在太高张了,终于被邵阳人士勾结官员,给他一个“乱民”的罪名驱逐出境,并四处张贴他的罪榜,其内容是:“立驱逐乱民字人邵阳士绅军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刊刻逐条四出张贴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并无异论,特此告白。”云云。先知先觉之士,无疑要被人视作洪水猛兽,非予以扑灭不可。他虽然失败了,而敌方的手段,徒然表现卑鄙与强横而已。他离开了邵阳,离开了湖南,无地自容,便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肄业。一九〇〇(庚子)年归国,因与蔡锷有师弟之雅,锷时在桂林创办法政学堂,聘请他为总监,后与他复因事龃龉,他未及看见民国的成立,就郁郁而死了。

  樊锥的劲敌苏舆,字厚盦。平江人。王先谦认他是最能“绍传己学”的高足。(见王氏《葵园校士录》)梁启超辈在湖南活跃的时候,先谦以岳麓城南书院院长之尊,虽然看了很不顺眼,似乎犯不着直接与他们为敌,所以始终保持缄默,而由他作了马前卒。他在戊戌变后一月,将那次斗争中旧派诸人论说和朝臣保庇他们的奏牍,辑成《翼敎丛编》一书,保存了当日最翔实的史料。这部史料虽然记载了他们卫道的胜利,也涂上他们不可原恕的意气的污点。他后来也曾到过日本,旋归供职邮部。他所眷恋和维护的政治制度既日就于崩溃之途,本人也就颇不得志,从此只好专心述作。所著有《春秋繁露义证》若干卷,由先谦代为刊刻行世。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以诗为主。有《自怡室诗存》四卷,又《溅泪集》若干卷。其诗就技巧言,才情弘灏,偶为艰险,如履平路,盖完全是学韩而深有所得者。《自怡室诗存》自言系取“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之意,自写牢郁,聊为纪念。如读昌黎诗所云:

  由此可以看见他诗学的渊源,他始终是“留得人间崛强身”的,一九一二年,他即以“国变挂冠”还里,他的《溅泪集》为何事而溅泪?也就不用言喻了。他因为深得先谦信任,先谦晚年无子,乃将全部产业交给他经营,他便拿来变卖经商,不数月即亏累尽净,致与王氏族人兴讼,大约在一九一四年,愤恚而死。

  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一般有志之士,觉悟到中国有改革的必要,于是著为议论,恣肆地宣达对于时代的观感,或建议朝廷,或指摘敝政,或绍介西洋政法制度;因为新事新理日趋繁复,不得不打破历来古文、骈文和八股的章句义法,自由起讫,信笔直抒,同时尽量容纳新的名词,引证新的史实,另创一种风格。这一类作品,胡适曾经名之为“时务的文章”(见《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而最早试写这种文章的人却是几个外国在中国传教的教士,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三人,尤为当时重要的代表——他们抱着宗教的虔诚,希望中国走上新的道路,所办的报纸刊物,所做的文章,给予当时影响极大,随后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刘桢麟、黎祖健、管斯骏等继踵而起,使这种文章的体式更完备了,势力更扩大了。

  三位教士来中国最早的要算李提摩太。他是英国人,为伦敦浸信公会教士。一八六八(同治戊辰)年就被派到山西传教,数年后适值河东一带大旱,他目睹各地饿殍载道,一般逃亡的灾民,转徙流离,虽欲以草根为食亦不可得,就以会中经费悉数购办赈米,施粥救济,教会会务因以停顿。他为人性情刚直,思想开豁,素抱大同主义,同情中国,以为在中国必先输入科学知识,使民智进展,然后宣传教义,则事半而功倍,其他教士都不能了解他,且挟嫌诬以侵吞会款,把他开除会籍。他在山西无法立足,便到北京广学会充任编辑之职,译著《列国变通兴盛记》、《泰西新史揽要》、《西国圣贤详纪》、2、拍摄你身边的工作牛人或团队;平特高手。《泰西生计学说考》诸书,持以遍谒当时政治上的权威人物。他曾经游说于李鸿章、翁同龢之门,李鸿章怀疑他以一个教士,而热烈关切到中国怎样维新,怎样变法,必为英国派来的奸细,因此不甚亲近他;他数度上书,也都置之不复,直到后来鸿章奉命祝贺俄皇加冕出国,他亦因事返英,两人在海船上遇着了,他坐的是三等舱,衣着寒素,行李简朴,鸿章方才省悟他并未负有任何政治使命。翁同龢原先很轻视它,而奇怪他以一异域教士,居然能引证孔、孟经典,陈说时事,颇饶兴趣,后来翁、李暗斗甚烈,同龢倾向变法,意欲使他为己所用,隔了数年,方才去回拜他一次。而一般顽固大臣如刚毅、荣禄诸人,则一向认他为“妖道”。他看见自己的理想既不见用于中国政府,乃于一八八五(光绪乙酉)年创办《万国公报》,刊载世界消息,发表自己的主张。他在这时写了许多文章,大都看重中国如何“转贫为富,转弱为强”。如《论中国易于富强》,有一段说:

  中国军制,兵饷,除米之外,一月不过一金,即使练勇,月亦三两五钱至四两二钱而止。人情俭啬,不同西国之浮奢,饷项无多,绝异西兵之靡费。中国地大于各国,而练兵不必多于各国,筹饷又复省于各国,但练一兵能获一兵之益,其额仅与欧西一国埒,则邻人不得窥伺,疆宇亦得又安。至于兴工作,则价值低廉,设学校,则文字一致,凡此数事均欧西各国所自叹弗如者也。所惜官宪因循于上,学塾玩泄于下,狃于积习,埋没人材于帖括之中,不能发奋为雄耳!如果振作有为,洵有事半而功倍者!噫,自海禁既开,时局互异,欧洲诸国,自以开疆辟土为事,从前既占美澳两洲,嗣又分据非洲以为外府;亚洲之缅甸、安南以及琉球,皆我(中国)藩服,寸疆尺土,不容轻易以与人者也,而今则安南已鲸吞于法矣,缅甸又蚕食于英矣,琉球且宗社丘墟兼并与日本矣。今之时势岂犹可安常蹈故而不知变计也耶?诚能精以练兵,富以养民,课农商以培根本,此外开铁路以通商惠工,立邮政以便民利国,年中运费之所出,所省不知凡几,邮资之所溢又不知凡几,由此开各矿以尽地利,设西塾以育人材,将见物产丰盈,民俗富有,而国势亦蒸蒸日上,当驾五洲以上之,岂第并驾齐驱已哉!

  此外尚有《说富》《说强》《论谋富之法》《续论谋富之法》《论工人宜渐富》《论中国人不知其富》诸篇,其内容虽然只是一些普通常识,而观察敏锐,能称道人所不甚注意的琐事,立论既以中国切身利害为前提,文字又浅显明了,使有志之士读了,诧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深深地受到感动。当时郑观应曾模仿其体撰《富强说》《西学说》诸文,不外根据他的论断,加以扩充而已。郑氏所编《盛世危言》一书,附录他的作品甚多,风行内地。而康有为、梁启超,都得到他的启迪,尤属不可讳言:康有为早就熟读他的文章,对他钦佩备至。一八九七(光绪丁酉)年,有为挟着自己的著作冒昧去拜访他,自谓素即信奉西教,有志改革运动,请他给予帮助。他读了有为上奏清廷的疏文,至为惊异;彼此引为同志。他那时在京事务繁忙,思欲雇用中文书记,有为即绍介弟子梁启超前往充任。康梁二氏当时尚不很通西文,他的各种书籍,自然成为他们的知识宝库。戊戌政变,康、梁得以安全逃亡日本,他也很尽了些力。一八九九(光绪己亥)年山东义和团作乱,倡言扶清灭洋,同时福建、四川也发生虐杀教士事件,他得悉以后,焦虑万分,曾代表教会上奏民教相安之策,主张诏令官吏与教士往来,则可免除隔阂,但无结果。次年变乱扩大,联军攻陷京津,他适因事赴美,欲谋挽救,亦不可及。辛丑合约成立,他方重来中国,交涉以山西一省担负的赔款,建立山西大学堂,由他亲自充任总教习,翻译各种新学教科书,造就人才不少。他于一九〇七(光绪乙未)年逝世,他的坟墓就在太原上马街山西大学堂原址。

  李提摩太的挚友林乐知,美国人。为纽约监理会教士,后改隶卫理公会,于一八七一(同治辛未)年派在中国江浙一带传教。他初到中国的时候,尝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研究中国文学哲学,他的天资甚高,进步极速,有暇复为王韬讲述西洋历史地理,王韬所著《美利坚志》《法兰西志》《俄罗斯志》《普法战纪》诸书,都曾经过他的审定。一八七五(光绪乙亥)年,上海机器局改组成立,他就任该局总纂,翻译欧美书报,对于中国改革事宜鼓吹不遗余力。当时机器局出版新书甚多,惟以民智闭塞,销数并不畅旺,三十余年,仅能售出一万一千余册,然而却有一个最忠实的读者——康有为。有为那时,正到上海游历,先后购买该局新书凡三千余册,几占四分之一以上,自己阅读以后,还遍赠他的门徒,思想因以开拓。至于他自己所著的书,以《五大洲女俗通考》,给予当时影响最大,使中国人读了,始知妇女缠足,为中国特有的一种野蛮风俗,有为更为之广事宣扬,于是各地纷纷组织“天足会”“不缠足会”,他且常常奔走苏沪诸地,公开演说缠足的弊害。一八七七(光绪丁丑)年,他创办《大同公报》,专载国际新闻,并按期撰著社论阐述世界大势,欲使中国迎头赶上时代。如其《克刚论》一文,首叙英、法、俄在欧洲角逐的情形,和日本在亚洲的野心,随即转入中国问题,说:

  安中国之策何在?曰:惟在塞之者通之而已!今者商务通矣,内地之塞者如故;海道通矣,南北原之塞者如故;财货通矣,矿产之塞者如故;电线通矣,邮信之塞者如故;语言通矣,教化之塞者如故;使命通矣,情意之塞者如故。是故我谓其通,人嫌其塞,我图其塞,人冀其通。通之而不从,必有强迫以通之日,塞之而不已,必有代决其塞之时。夫持国犹舟也,操舟随潮汐为低昂,容与中流,自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假以桃花水涨,依然系缆于椿,忽焉风卷涛飞,云随海立,樯倾楫摧之险,实遍于同舟共济之人。夫才任济川者,忍使一国之生灵遽与波臣为伍哉!或曰:内地尽通商务矣,陆地尽通铁轨矣,矿产尽通宝货矣,其若开门揖盗何?邮信通矣,其若明季裁驿卒之覆辙何?教化通矣,其若长异端之焰何?情意通矣,其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不知通商者,以有易无,以羡补不足;通铁路者,绮交脉注,骨节玲珑,合全国之民,如家人父子,朝夕可相见;合他国之人如亲戚故旧,休戚可相关;通宝货者,化腐朽为神奇,供生人之利用,即如子言,以开门揖盗为虑,子独忘“慢藏诲盗”之诫乎?且欧洲各国,又迥非盗贼之比;通邮信者,与铁路相辅而行,同一联民心以固国本之长策,且铁路之作寄书邮,不过通衢大道,异日者邮信以价廉而日多,或更须于常额之外添设驿卒,安有失业之忧!通教化者,取人之长,补我之短,西教以敬天爱民为本,尊君亲上,闲邪存诚,且又格致之学所自出,不可与无父无君之杨、墨同日语也;通情意者,同好共恶,患难相恤;即使人心不同如其面,断不致如今日之合而谋我也。凡若此者,皆以通之者塞之之明训也!诚如是也,中西之好可永,即欧亚之祸可纾,故为中国计者,仍不啻为欧洲计也!

  其文瑕瑜互见,越乎法度,如“桃花水涨,依然系缆于椿”“绮交脉注,骨节玲珑”云云,皆为高文典册所不经见之语,也正是后来时务滥调之所自出,其坏处甚至述理不能透达。而他希望中国进化的热忱,则昭然纸上。《大同公报》出版甚久,由他经营,十三年未尝间断,旋复与李提摩太合作,归并于《万国公报》,改由广学会续办。他晚年历任苏州东吴大学教授、校长诸职,对于教育事业,也很有贡献。他在中国将近五十年,生活习惯都中国化了,他喜穿着中国袍褂,鼻烟一物,为他不可须臾离的玩物,又极讲究饮食,他搜集中国“食谱”一类的书籍极多,曾为编目行世。他后来是误食河豚鱼中毒而死的。

  和林乐知同在上海传教甚久,有助于中国变法运动,惟教派不同者,有李佳白。他也是美国人。生于一八五七年。幼时父母双亡,生活极为困苦。他二十岁左右,因有志作长途旅行,长老会就派他到中国来传教。他为人十分机警,因为看见当时中国士大夫排斥异教的心理迫切,最初不愿以教士的面目出现。他在山东居住甚久,终日和中国人往返,不但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谙熟华北各地方言,且从济南某氏学习制艺八股,他原想参与科考,取得中国仕途出身的资格,作为传教的进身之阶;但他煞费了苦心,终为国籍所限,无法达到目的,然而就此对于中国文学有了很深的造诣。他到过曲阜游历好几次,每次皆以隆重的礼节去瞻拜“先师”,还备了丰厚的礼物去接交“圣裔”,当时衍圣公孔祥珂送了一幅锦联给他,他常常以此事夸耀于他的友人,认为生平莫大的荣幸。他奔跑了十余年,对于传教毫无成绩表现,长老会方面对他啧有烦言,把他召回本国,意欲予以惩罚。他回国后,力言中国传教不可蓦然进行,同时不应狭义地以传教为目的,须辅以慈善医药事业,始有利于人群,而易见功效。这时正值中国仇杀教士事件层出不穷,教士来华者多视为畏途,长老会方才听信了他的建议,派他重来中国。他携带了巨款,径赴北京,创设尚贤堂。每逢礼拜,亲自站立街头,邀约市民入堂受教。他抱着“诸教并行而不悖”的宗旨,主张诸教合参,因此尚贤堂来往的人物,且有道、释两教中人。一八九四(光绪甲午)年日本进据朝鲜,交涉决裂,他根据从使馆听来的消息,便中为一般市民作详尽的报道,都中人士始知海外发生严重的战事。他看见中国外侮日亟,当局犹不知振奋,因此一再上书清廷,极陈利害。他说:“夫以贵国之有事兵戎也,仆既不能运筹帷幄,借箸而代画良谋;复不能枕戈待旦,效命疆场,以为知己者用。何敢累牍连篇,妄与人家国事,然而,士居是国,既能与人以同乐,而不能共人之忧,则亦妄人而已,又何士之足贵哉!”他是那么热忱地希望为中国服务,他以为中国要抵御外侮,约有四端,一曰“养民有要”,就是应讲求工艺、商贾,而禁绝鸦片;二曰“教民知本”,就是应讲求实学,不徒然“寻章摘句以文辞见长”;三曰“和睦有序”,就是应“上下一体,君臣无间”;四曰“武备亟讲”,就是应讲求国防,不可“临渴掘井”,而“各宜变通新法,励精图治”(见《上中朝政府书》《再上中朝政府书》)。当时政府懵然不省,而一般思想前进之士如郑观应、刘桢麟、黎祖健、管斯骏等,都和他过从往返,研讨新学。义和团作乱的时候,北京焚毁教堂,他因为极得民众好感,尚贤堂独能巍然保存,然而他恐怕有意外之变,终于化妆逃出,又将尚贤堂迁往上海。辛丑合约成立,清廷下诏变通新法,虽然表面“严祛新旧之名”,实际上,一般守旧大臣,仍视新政新学为“洪水猛兽”。他在这时创办一种刊物,名曰《尚贤堂纪事》,发表很多文章,大声疾呼,阐述维新的利益。如其《中国能化旧为新乃能以新存旧》一篇,首叙中国地幅、气候、人口、文教皆具备了“第一等国家”条件,然“自通商以来,办理交涉近六十年,均沾之利益他国所能得者,中国转不能得;应全之体面他国所顾惜者,中国转若不甚顾惜”,他觉得完全是不能“变通新法”的原故!他说:

  佳白久居中国,渐谙华故,粗习华情,设身处地,以心度心,何敢谓西法之尽臻美善;第以俄罗斯取则于前,而日益强大,日本取则于后,而顿启封疆,(原注:日本之改旧从新太尽太骤,仍有流弊,日人自知之;西人亦多讥之。中国于此,正宜抉择,但法日人之勇于自强而去其短斯可矣!)独中国深闭固拒,以为非宜,然而数十年来之数亦略可睹矣。周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维新,治天下之法,亦犹器也!冠既敝不足以加于首,履既敝不足以适于足,衣既敝不足以章于身,屋既敝不足以障日蔽雨,车既敝不足以引重致远,舟既敝不足以破浪乘风,法既敝不足以保邦土而威四远。今不问器之适用与否,而但执其归所传习者而宝之,大异乎周任之明训矣!

  他又分析中国所以不愿变通新法只有两种心理:一是以为“新法宜于西不必宜于中,而存一无足轻重之见”;一是以为“仿行之新法累试无效,因难见阻而隐有厌薄退怯之心”,结果故步自封,国势日弱,而一一皆委之于气运。他觉得这是中国前途最可怕的礁石,他沉痛地说:

  中国之于新法,诚可谓困而学之者矣!犹且学其粗不学其精,学其偏不学其全,学其末不学其本,以数十百人学之,未尝令通国百姓合力图之也;以幼年子弟学之,未尝集学士大夫肄业及之也;以寻常技能例视之,未尝以巍科显仕鼓舞之也。浮慕浅尝,废于半途,猝有事变,应用不灵,遂以为泰西新法,不过如是,无益人国。即有以改弦更张之说进者,将吒而出之,意兴索然,景象颓然,识解膠然,而徒归咎于气运之适然,前事之不然!呜呼,归咎于前事之不然,论似差近;如归咎于气运之适然,则佳白殊未敢以为是也!

  都能针对中国弱点,痛下针砭,而他的文章条理缜密,引用故实,恰称其旨,与林乐知相较实高一筹。他始终眷恋着中国,民国建立以后,他仍居住在上海,致力慈善事业。一九一四年欧战发生,美国最后参战,他站在宗教的立场,通电反对,颇为美国政府所不满。直到一九二一年方才逝世。

  大家谈到我国最早介绍西洋文学的人,都认定是林纾,殊不知周桂笙比林纾更早,可是现在已不复为人所记忆了。

  周桂笙的翻译工作在质量方面虽赶不上林纾,但有三事使我们不能忘怀于他:第一,他是我国最早能虚心接受西洋文学的特长的,他不像林纾一样,要说迭更司的小说好,必说其有似我国的太史公,他是能爽直地承认欧美文学本身的优点的。第二,他翻译的小说虽不多,但大抵都是以浅近的文言和白话为工具,中国最早用白话介绍西洋文学的人,恐怕要算他了。第三,他的翻译工作,在当日实抱有一种输入新文化的企图,虽然没有什么成绩表现,他的一番志愿是值得表彰的。当然,他有许多不可讳言的缺点:他翻译的东西每不注明来处,或甚至不注明作者的名字,即有标明着作者的,亦为译音,今已不可考知。还有,他欢喜任意增删原文,譬如他的《新庵谐译》,短短的篇幅中亦随时可发现增删的痕迹。最糟的是他对小说的认识并不全备,常闹笑话,如他翻译的那篇《自由结婚》(载《月月小说》,后收入《新庵九种》),标明为小说,实际不过是报纸上一段社会新闻;这正和林纾将小学教科书里的故事当作小说一样的不可原恕。他的鉴别能力之薄弱,与其他初期翻译界的人不相上下,这也许是迎合读者兴趣的原故。可是输入所谓“侦探小说”到中国来的,他却是最力的一人。“侦探小说”的名词由他而成立,许多人都跟着浪费精力和时间,去创作或翻译这种无聊的东西,一直到民国六七年间,鸳鸯蝴蝶派的文士们还在大写其武侠小说,也就是中国式的侦探小说,不能不说是受了他的影响。

  周桂笙,字树奎,一字辛盦,又作新庵。上海人。曾肄业上海中法学堂,治英法文。最初在梁启超所编的《新小说》杂志投稿,后来汪庆祺创刊《月月小说》,聘吴沃尧(即我佛山人)任撰述编辑,聘他任译述编辑,遂得专心从事小说的翻译。自谓“所读中国小说合笔记、演义、传奇、弹词凡二百余种,当时新译新著小说亦百余种,英、法两国小说各三百余种,美国小说亦不下一百种,其余短篇之散见杂志日报中的亦数百种,总计约千余种”(见《新小说》所载新庵《小说小话》)。他与沃尧交谊最厚,是当时海上文坛的两大重镇。沃尧每有一新计划,或成一新作品必先就正于他。沃尧曾说:“余旅沪廿年,一无所成,惟得识周某,亦不虚此行矣。”(见吴《新庵谐译·序》)他中年曾一任天津电报局局长,并独资经营航业。鼎革前与民党诸人往还甚密。民国元年,为李葭荣编辑上海《天铎报》,这是同盟会的一个言论机关。他的私生活很俭朴,只是好饮酒。曾两游日本。以民国十五年卒,年六十四。

  他的翻译就我所看到的,计有:童话《新庵谐译》一种,随笔《新庵译萃》一种,小说《毒蛇圈》(法,鲍福著)、《八宝匣》、《失舟得舟》、《左右敌》、《飞访木星》、《海底沉珠》、《红痣案》(法,纪善著)、《含冤花》(英,培台尔著)、《妒妇谋夫案》、《福尔摩斯再生案》(英,高陶能著)各一种,另有《新庵五种》、《新庵九种》,系所译短篇小说的结集。其他散见于《新小说》《月月小说》及其他晚清杂志报纸上者甚多,均未可理董。

  《新庵谐译》凡二卷(光绪廿六年上海清华书局排印本,周氏哲嗣曾迭藏有上卷,我有下卷。)是他最早的翻译,卷上系节译《一千〇一夜》,卷下是童话,大抵出自《伊索寓言》一类的书。当日他能注意到一向为人所漠视的儿童文学,实是很难得的。兹录《一千〇一夜》中丞相讽喻其女希腊才的一段寓言,以见他的译笔:

  某商人,豪于赀,市肆之外,别置田园,以为畜牧。牲畜既繁,嘶鸣之声,不绝于耳。念此必有所言,第人不能辨耳。会有通兽语者,商欲学之,而其人靳不以授也。商乃设誓曰:“使吾通兽语,有所闻,必秘之;其有以兽语告人者,天将谴我。”其人乃授之,自是商亦通兽语矣。尔时国俗重驴而轻牛,驴惟显者得乘之,牛则司耕耨而已。商以驴牛之贵贱悬绝也,共置于一棚,俟于侧,以察其所言。无何,牛鸣,辨之牛与驴语也。言曰:“吾与若同为兽类,尔之乐,殊令人景仰无极也。有仆人随侍而顾覆之,浴则为尔浴,食则为尔食,充肠者大麦,解渴者清泉,而终日暇豫;不过主人偶出,尔驮之一往返耳。尔之遭际,视我为何如也!以耒耜为羁勒,于泥泞为前驱,仆人执鞭俟于后,其有不前者,鞭挞横加焉,以耒耜之笨重,加之于己,无殊桎梏,益以摧迫,遂使我肩项间无完肤;自晨至暮,役始毕,所果腹者,又皆粗粝,我之遭际,视尔为何如也!虽不欲妒尔,不可得也!”驴曰:“此尔之自苦耳!使尔非多力而耐劳,曷至于是,且尔何驯哉!不知奋角以施其威,不知顿足而示以怒,造物之与尔自卫者,何弗备,尔自昧而弗用耳!彼以粗粝至,嗅而去之,彼能不以精者来乎?能如我言,必有大验,尔其知我感我!”牛以为良言也,谢之。明日佃者役牛,则崛强不受役,驱东,则西之;驱西,则东之。盖有所受于驴也。日既哺,牵之归棚,则触角狂吼,佃者却步走。又明日视之,食料不动如故,牛颓然卧作呻吟声。佃者以其病也,走告商。商曰:“牛病乎,以驴代之!”即以役牛者役驴,亦以待牛者待驴,勿姑息也。于是驴竭蹶,终日且受鞭打及夕,归棚,已困顿欲死矣。

  他后来翻译的各种小说,笔调大抵类此。当日介绍西洋小说并不为人所重视,林译小说的盛极一时,是因为利用那一手“继承方、姚道脉”的古文做工具,而周则完全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的文字,这在当日翻译界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因此使得任何爱好西洋文字的人皆有从事介绍的勇气与决心。稍后吴梼、陈鸿璧、伍光建、方庆周、罗季方、包天笑(包为鸳鸯蝴蝶派文人,但其初期翻译的态度是很严正的。)诸人都多少受到他的诱发,他的《左右敌》、《八宝匣》、《失舟得舟》、《含冤花》诸译,就技巧言,皆不失为很好的文字。如《左右敌》中的主人公高德文自叙为了拯救欧夫人和爱兰遇难,及化装脱险归来,爱兰初犹不识的一段:

  我(高德文)一时之间,受此恩宠,亦不自知将如何而后可;惟觉一阵心酸,感极而泣。乃不知不觉,以手把爱兰之臂而言曰:“止休,止休,毋高声而语,须防隔墙有耳也!”既乃徐徐低声问之曰:“噫,卿其不识为何人乎?”当此之时,我见其始而骇诧欲绝,继而欣喜欲狂,于是惊顾却立,几于昏瞀而倒。我随手扶之,转悲为喜,笑容可掬。时欧夫人亦已起立,我三人遂相偕至内堂中,坐既定,爱兰即言曰:“不意今日复得与君子相见也,特未知今日作如是装束者,其意果何在耳?”我不遑答,但问曰:“别后颇相念否?仆固无日不心驰左右也。”夫人闻之惊曰:“是岂故人高德文君耶?”爱兰愀然曰:“然也,母岂未之识耶?”夫人曰:“既作如是装束,宽袍大袖,行动皆异,俦复能辨之者!但我尝闻之汝舅,谓高君已被害矣。当时判案之情形毕竟若何?可请高君详言之。”我遂对之曰:“其言诚不虚,盖我之于死,已间不容发,而今卒得不死者,乃侥幸得免耳。故彼之谓我已死,殊非过言。”夫人闻之,亟亟问故,我乃以审讯时种种可笑之状,一一为夫人女公子详述之。继之以匹马驰突,艰险危迫之状,与夫中弹落马,坠崖昏瞀之事,二人闻之,皆惊心动魄,恐怖万千,战战兢兢,不寒而栗;终之以印人之驰救,教士之设策,热心毅力,皆不愧为侠人义士。二人听述至此,则又肃然起敬,穆然神往,向之切齿怒目者,至是皆一变而为眉飞色舞矣。夫同是我一人口中所述之言,不解何以述及前之种种,则令人可恨如彼;述及后之种种,则又令人可喜如此!

  他的《毒蛇圈》二卷(初载《新小说》杂志,光绪三十年有广智书局单行本。)是用白话翻译的,不失为一部最早的直译的小说。第一回开端是父女两人的对话,其体式在中国小说界尚是最初一次的发现:

  “爸爸,你的领子怎么穿得全是歪的?”“儿呀,这都是你的不是呢,你知道没有人帮忙,我是从来穿不好的。”“话虽如此,然而今天晚上,是你自己不要我帮的。你的神气慌慌忙忙,好像我一动手就要耽搁你的好时候似的!”“没有的话,这都是因为你不愿意我去赴这回席,所以努起了嘴,什么都不高兴了。”“请教我怎么还会不高兴呢?你去赴席,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所为的不过是几个老同窗,吃一顿酒。你今年已经五十二了,这些人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五十二岁!姑娘,请你不要把我年纪来弄错,这不是说错了我的日子,犹如咒我一般吗!至于讲到这顿酒,却是我们同窗的一个纪念会,会中的朋友,差不多还有许多没有见过的呢!然而内中有一个人,是我很相好的。此人与一位大臣很知交的,所以我想托他在政府里替我请奖呢;难道我真为的是吃一顿么!”“唉!可不就是为那新制的第九十二队团练像么?这样东西大家都以为好,我却见了他就要生气。自从你动工以后,我连像馆里都不愿去走动了。今晚上你去赴席,偏偏又为的是他!如今你钱也有了,现在的享用尽够了,还要那政府的功名做什么呢?”“哼,我们曾有甚么钱?这份产业是你母亲的姑母留下的。一年可以得六万法郎的进益,现在不过为的是你年纪还小,所以替你经管,再等两三年,我就应该交还给你了。要是你对了亲,嫁了人,这份产业就要归你丈夫执掌了。”“哦,故此你要把我嫁掉吗?”“你总不能老死不嫁人呀!我要是丢开你呢,本来也是舍不得,然而你也总不能说是一定等我死了再去嫁人。因为我还想长长久久的多活上他几年呢!”“丢开我吗?为甚么呢?我也并没有一点意思要丢开你,即使有人要娶我,我自然要同他说明白,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我们大家总得住在一块儿过日子呢。这间屋子住三四个人也还住得下去:你老人家应得在楼下一层,才与相馆进出方便,也省得你老人家偌大年纪,在楼梯上,上上下下的;我们两口子住在第二层;第三层还可以给丽娟表姊做个外房,他是年轻力壮的人,再高住一两层也不要紧。”“好呀,好呀,你已经打算得那么周到了吗?既是这么着,你索性把装修陈设都支配好了罢。可见得古人说的,你们女孩儿家是个天生的奇怪东西,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照这样看来,恐怕谁都要疑心你拣着个老公了呢!”

  他在书首并特为郑重地注明:“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此篇(《毒蛇圈》)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乃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辞,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弗以不健全讥之!”他这种下意识的介绍在当日即发生了迅速的策应,《毒蛇圈》发表在《新小说》杂志第一卷第八期,第一卷第十二期载有我佛山人的《九命奇冤》,其开端即叙述一批强盗的对话,自然是模仿这种“欧化”的体式的。

  他的翻译工作虽仅限于文学方面,但他实有一种输入新学术新思想的企图。他于光绪三十二年曾发起组织“译书交通公会”,其宣言云:“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至晚近,日即陵替。好古之士,惄焉忧之,乃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惟恐失坠;蒙窃惑焉!方今人类,日益进化,全球各国,交通便利,大抵竞争愈烈,则智慧愈出,国亦日强,彰彰不可掩也。吾国开化虽早,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图,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见《月月小说》第一期附件)这种论调就在今日,也仍不失时效。可惜他当时孤掌难鸣,同志缺乏,加以他本人又复能力有限,所以并没什么具体的成就。在介绍西洋文学仍为当前急务之今日,我来介绍几位翻译界的先驱者,所以自惕,或者不为浪费笔墨罢。

  光宣之际,徐念慈的翻译小说也曾风行一时。他的声誉虽赶不上严复、林纾,而他启迪风气的功绩实不在周桂笙之下。严、林是旧派文人从事翻译的代表,他和周桂笙则可并称为开拓翻译新途径的前锋。

  徐念慈,字彦士,别号觉我,亦署东海觉我。江苏常熟人,世居邑之赵市。父金篆,是个贫苦的秀才。他幼时性极颖悟,读书不求甚解,论事富于判断。弱冠精通英、日文字,擅数学,能文章,以时誉鸣于乡。旋补诸生,食廪饩,然却鄙夷帖括之学。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左右,新学潮流,输入内地,他慨叹海内风气锢蔽,士人狃于科举陋习,沉溺不知上进,于是投身教育,以为倡导。当时常熟先进之士如曾朴、丁祖荫辈,都与他志同道合,初则组织学社,日夕研讨学术,后建议扩张为高等小学,自筹款至建筑,都由一人经营,既告成立,他先后主讲席,凡六年之久。旋复创办进化女学,又与曾朴组织两等小学。光绪乙巳(一九〇五年)曾朴在上海创设小说林社,发行《小说林》杂志,招他前往担任编辑之职,广征人才,翻译东西洋小说,他的译著生活便从此开始了。当时除了他自己的翻译小说外,经他校阅或批注出版者计有《海屋筹》(英,哈葛德著,逍遥生译)、《飞行记》(英,萧尔斯勃内著,谢炘译)、《悬崖马》(英,麦去麦脱著,卢达译)、《黄铅笔》(英,斐立泼斯著,章仲谧、章季伟译)、《海门案》(英,福格斯兴著,穷汉译)、《少年侦探》(英,智尔博甘培著,无肠生译)、《情海魔》(英,柯布著,木子、不才合译)、《苏格兰独立记》(英,某氏著,陈鸿璧译)、《聂格卡脱探案》(英,聂格卡脱报社编著,华子才译)、《弃儿奇冤》(美,老斯罗著,沧海渔郎、延陵伯子合译)、《镜中人》(美,乌尔司路斯著,俞墀箴、稽长康合译)、《黑蛇奇谈》(美,威登著,张瑛译)、《香粉狱》(印度,田温斯著,病狂译),及其他未标明作者或译者的小说凡数十种,皆不胫而走,风行一时,因此影响到商务印书馆,也大量刊行林纾、吴梼、伍光建诸人的翻译小说。当时沪上一般书店大都以出版教科书为营业中心,他想步趋于人,不但毫无发展,且必为世讪笑,因此在小说林股东会提议专事供应参考书以为竞争余地,当时曾朴认为危险性过大,力事反对,然而他的提议竟获通过实行。小说林社更于本社外增设宏文馆,编辑辞典地图之类的书籍,惟以成本过高,推销不易,资本有限,无法周转,他虽拼力在这方面努力,而小说林社赔累至钜,以致无法收拾,稍后甚至他的薪资亦不能按月支领,只好先后在上海竞存公学、爱国女学、尚公小学兼课,以维生活。小说林社倒闭的前一年——一九〇八年,他就因劳致疾而死了,年仅三十四岁。

  念慈从事翻译工作,仅有他和曾朴发行《小说林》杂志时短短的几年。他和曾朴对于《小说林》所负的责任,正与周桂笙、吴沃尧在《月月小说》一样,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办法,由他专门担任翻译的编辑,由曾朴担任创作的编辑,而他们的成绩都是翻译赶不上创作的。因为当时翻译究竟是一种启蒙的工作,为了要顾虑读者的兴趣,便无暇去择选原著是否有文学价值,但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乃在他的翻译小说多半是纯粹的白话或浅近的文言译成的,而且有意要保持西洋小说原有的体裁,这一特点,对于后来翻译界的影响至大,实非林译小说所可企及。他介绍的小说,计有《海外天》(英,马斯他孟立特著)、《黑行星》(英,西蒙纽加武著)、《美人妆》(著者未标明)、《新舞台》(日本押川春浪著)诸种,其中《海外天》一书是由日文重译的,而笔调极为流利。惟他在第一回“太平舰航海遇险,动物园怒狮抟人”的末尾,附注道:“前岁少年中国之少年(即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云以中国说部体代之,自信不负作者,吾于此书亦然。”又道:“此书原文十六回,悉仍旧贯,惟起讫处,稍为裁补,取其机势也”云云。此书经他裁补一番,欲其“不负作者”,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以中国章回小说的体裁,来改编西洋小说,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尚,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他的《黑行星》一书大约是完全保持着原著的面貌的,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初期的最进步的翻译小说,兹录引其中首章“可惊的信号”,以为例证:

  这句话从那里发起?原来是一个信号,从火星球上的天文台知会我们地球上的。自得了这个信号,细细考察,果然见天空的一方,有一从未见过的黑点,想来就是黑行星了!

  我们地球上和火星球通讯的地方,是在喜马拉雅山最高峰顶上的中央天文台。这信号一到后,中央天文台便用电光通讯法,报告全地球。

  这个时候,学术上的发明,逆溯到前数千年,早已达到极点,再没有进步的方法。全地球太太平平百般的事理极沉静,这好像立定在那里一样。社会的事务,都是机器在那样运动,更没有什么战争。就是这一国与那一国,任有什么问题,只要从订定的全球公法,听他的判断便了,(然而)近几百年,这种公法也未曾借光他一次。

  最没有趣味的,便是这时候的历史了。讲到从前野蛮时代战争的话,用什么器械,用什么计谋,人家再没有信是真的。原来此时的历史,不过是一册记日子的账簿罢了。

  日日发行的新闻纸,所载的事情,是某时某地诞生了一男或一女;否则,报告某男或某女,于何时结婚;否则,云某男或某女,于何时辞世;余外没有什么话。最可笑的,每日新闻纸上,用大号字印着一行道:“自前号发行以来,绝无可纪之事件。本馆志”。偌大的一张新闻纸,印上这二句话,空着雪白的大半张纸,亏得报馆都是人民公款办的;每日印就了,放在人家门口,任凭尔看也罢,不看也罢;不是这样,世界上也就没有报馆了。

  各国的语言,早已公用一种,用不着翻译。所着的衣服也是划一,绿色的地,金色的纽扣,红色的钻边,白色的襟饰,便是地球上绅士用的,一望而知,没有变换式样颜色。就是向来视为最远的中国,也是一样。

  人民的脑里,留着的大大的纪念是什么?尚在三千年前,这个地球,与火星球第一次通信号,再没有大过这件事的了。这事的成功,却不是一人一时的成功:从前的博物家,考听火星球有无人种,想出收聚太阳白热的光,要有一见方的大小,便可适用,但这事很不容易。直试验几千年,才弄得圆满,一切家伙,措置完备,便在广大的西伯利亚荒野,送到地球与火星球去,也不知费了多少日,送了多少次。

  大家便有些疑心了。以为火星球上没有人种;或云:即有人种,他不晓得科学,也便无用;或云:他见了地球上的光,也不知考验了几千年,才知道是我们要和他通讯哩。各种纷纷的议论,你驳我辩,直闹到不可开交。

  好了!好了!全地球的人,有一日好像被电气震动了。因为发现火星球回应的信号,他也是用强烈的光线直射到地球上。这里一闪,他也是一闪;这里一瞥,他也是一瞥。就算互相招呼的意思。这事一发现,大家欢喜得发狂,随后便要研究怎样的交通言语了。无奈这件事,要算困难到极步。好像昔年博物家,得了太古时候莫阿婆人的石碑,要解读他的意思一般。

  好容易,想了许多方法,渐渐有些头绪了。后来果然全通了,且知道火星球的人种,和地球上的人种,比较天文学来,实在他占优胜的位置。一切新理的发见,总是他们先导。所以每有新行星新恒星的发见,固然是他的预告,就是新星在天空的什么地方,尚是用四个光线,指点我们,方才照出,否则恐无从觅得哩。

  这样也不知过了几年,每日喜马拉雅山顶的天文台,总用那新发明的照相机照映天空星象。而所最留意的便是火星球上有无信号。

  此次又接到“黑行星”的信号了!这黑行星究有什么性质,什么关系,尚且没有晓得。

  《黑行星》标明为“科学小说”,实际就是一篇寓言。这种阐述科学理想的小说,最为读者所欢迎,对于当时创作小说的影响也很大,最显著的如李宝嘉编著的《冰山雪海》、吴沃尧《新石头记》中写所谓“东方文明境”——理想的科学发达后的中国,乃至碧荷馆主的《新纪元》《黄金世界》诸书,都是隐然受到他的诱发而构撰的。然《黑行星》值得注意的地方,还是在它那种近乎直译的白话文,和保持着西洋小说所特有的风格。他的《美人妆》一书,我们读之也有同一的感觉,可惜此书连原作者的名字也没有标明。他的《新舞台》一书,是用平易的文言译出的,仅及第三卷而止,其起讫段落,完全依照着日本小说原来的体式,不稍变更。

  念慈除了翻译小说以外,同时也是一位理论家。他作有《余之小说观》一文(载《小说林》),其中虽然只是常识的论断,而颇多超越时代的见解。在当时,小说如雨后春笋似的产生着,小说理论也渐渐萌芽,然皆不足辅导小说步入应循的正轨,我们且看当时最著名的两篇论文:一为别士的《小说原理》(载《绣像小说》),一为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前者认定小说不过是“徒耗目力”,“专供妇女与粗人”消遣的东西,后者,则认定小说是改良社会与政治的无上工具,代表了新旧士大夫阶级两个极端不同的见解,他却以为不然!他说:“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鸠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近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之论,则小说固不足创造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也。社会之前途无他,一为势力之发展,一为欲望之膨胀,小说者,适用此二者之目的,以人生之起居动作,悲欢离合,铺张其形式,而其精神湛结处,决不能越此二者之范。故谓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他觉得小说不能离开人生,因此小说无非是“反映人生”的一种文学作品,其说殆极近乎写实主义,“五四”前后胡适诸人对于小说的认识,也没有超出他所论断的范围。他对于翻译既是那样努力工作着,他看见当时翻译界,往往一书数译,以为是徒然浪费人力,因此贡献一段很重要的意见,他说:“今者竞尚译本,各不相侔,以至一册数译彼此互见:如《狡狯童子》之即《黄钻石》,《黑牡丹》之即《彼得警长》,《白云塔》之即《银山女王》,《情网》之即《情海劫》,《神枢鬼藏录》之即《马丁休脱》,在译者售者均因不及检点,以致有些骈拇枝指,而购者则蒙其欺矣。此固无善法以处之;而能免此弊病者,余谓不得已只能改良书面,改良告白之一法耳,譬如译一西书,而于其面书明原著者谁氏,原名为何,出版何处,皆印原文;今名为何,译者何人,其于日报所登告白亦如之,使人一见而知,谓某书者,即原本为某某氏所著也;至每岁之底,更联合各家,刊一书目提要,不但译书者有所稽考,即购稿者亦不至无把握,而于营业之道德与信用俱有裨益也。”译书应标明原名及作者姓氏,殆为当时翻译界急切之需要,可惜无法实现,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做到;而一书数译的情形,现在也还是翻译界的一种不可否认的损失!至于刊布书目提要,他当时编有《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一种(载《小说林》),此表给予我们的用处太大,使我们了然于晚清小说最发达的那一年的整个面貌,不啻是一部“小说年鉴”。可惜以后,竟没有继续这种工作的人了。他当时又看到我国小说的趋势,以为是一种厄运,他说:“默观年来更有痛心者,则小说销数之类别是也。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社之书计之,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这是当时小说销路的状况。这种状况预示了“鸳鸯蝴蝶派”之即将形成,小说一天天离开了文学,成为了消遣的东西。《小说林》以后的刊物,像《新新小说》《新世界小说社报》《沪滨小说》《小说智珠》《小说月报》《中华小说界》《小说时报》《小说新报》《小说丛报》等等,内容每况愈下,无非为了迎合读者的嗜好,我们慨叹没有一位像他那样眼光如炬的人了。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版出书时,于王闿运之次,增附廖平、吴虞二人。实则廖平一代经师,词章并无可观;吴虞行辈甚晚,为文既无定格,诗则根柢尤浅,皆不足以代表闿运文学方面的传人。闿运弟子中诗文都能承继着他的作风,而卓然自立者,除了宋育仁外,就要数到吴之英了。钱氏在叙述廖平的时候,也曾提到吴之英,惟称道其字而不知其名,大约因为材料缺乏,所以把他付诸阙如了。

  吴之英,字伯朅。四川名山人。他的祖父文哲,父铭钟,皆为积学之士,而不显于世。他幼年本诸庭训,研习五经,悉能融会贯通。后来就读尊经书院,从王闿运受业,学问日益迈进。闿运极推重他,他生平也以“第一流第一人”自命。他参与过一次乡举,首卷取录了,而又因污损毁弃,他一气之下,就发誓不再应试了。他曾到北京逗留一个短短的期间,回川后担任灌县县学教谕,后因见清政腐败,灰心世事,便在故乡蒙山之西,建了一椽茅屋,自号西蒙老渔,奉母著书,长此度着隐居生活。民国成立,成都国学院聘请他为院长,他也不愿出就。民国七年,他就逝世了。年六十一岁。他有文集一卷,诗集一卷,《卮言和天》四卷,都收在身后刊布的《寿栎庐丛书》中。

  之英在文学上主张极端复古,我们自然不必以今日的观点去批评他,但他代表了晚清文学一个重要的支派,却是不可否认的。他生平受王闿运的熏染最深,也是闿运文学方面唯一的传人。闿运为文,胎息魏晋,而他复由魏晋,上窥周秦,认为文章愈古愈好。他在《论文篇》(见《卮言和天》卷三)里,以抽象的“素”“朴”二字,阐述文章的至境,在他看来,文章完全是载道的工具。这是他最根本的见解!他说:

  大素产奇采,纯朴扬茂葩。兢素之采不华,败朴之葩不寿。善画绘者理其素,采将自奇;善雕刊者厚其朴,葩将自茂。文者,纪道体以藏其用者耶,以其饰吾质也!

  在这个定义之下,他的文学历史观便产生了,他认为就文论文,只有五经是最高尚的作品。他说:

  唐虞以前,荒远失实矣。五经其矞灵哉!古拙而伟丽,典正而宏深,兼物理而无类,函数象而不名,眇矣讂乎,不可器量求已!

  诸子各操帝王之法,究其短长奇正之谋,试锤以自锻,设捣以自筑,利坚不得相入,终身持之无与变,及综其纲目而论列之,譬军将建节,简精锐而麾之行阵也。

  后汉讫魏,旨意舒徐,寖尚俪骈,徒尊体制。然创为格局而工雅,傅以考据而整齐,登降翼如,亦蹇裳而翔步者也!

  晋隋间,识力已促,法律自严,绮语缦言,争为纤靡。然字得隽而为壮句,段生姿而为遒篇,藉重茵而霏玉屑,亦正席而倨坐者也!

  唐宋名贤嗣起,力矫薄习,导之庄肃,使驯褊陋;然柔弱者渐乎平易,刚毅者极之泄溜,亢厉者肆其悍麤,质重者因为诡涩。成学不过数人,其余于于而卧矣!

  元明委惫甚矣!阔引彫其笃实,杂称揜其清鬯,勤于细碎而津液槁,疏于体要而孔噭窒,蠢蛀丰胜,鬲中虚索,偏痹忌医,久成衰病,而菁华乃凘然灭矣!

  元、明的文章如此,当代的文章可知,他更推究文章所以日就“转嬗”的原因,只有两端:其一是“凿曲而僻,疑遁而骁,不贳不斋,键其门户,处浇俭之居,争鸿博之辩,蕲胜以立名号,而声贾自娱,致于老死,犹罔然不识其所归,此不待榜拨而别其缪枉矣!”这当是针对徒知标榜,空疏浮浅的诸种文派而言;其一是“维秘,比袭维似,酌之寸铢,以张故例,改而仍之为善徙,倚而就之为学幻,内自窘而常费绌,因瞰其赢而显劫之,暨乎浸渍已贯,则遂冒垢毒而不屑振濯矣;若是犹有鉴焉,知假之模范以自凭依也。”这当是针对仅能摩仿,不足自立的诸种文体而言,至于怎样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呢?他以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我们在今日来加以解释,那就是必须有充实的内容,精密的组织,和深厚的含蓄了。而同时炼字锻句,还要“无谄耳”“无谄目”“无谄心”,于是这篇文章始能“驰骤而风,卷舒而云,调以徵韵,奇响而雷震,腴润而雨密,腻而雾,感乎商律、劲肃而霜露;憺憺猗疑若空,郁郁猗疑若充,犹马犹龙,运造化之神工,而若得经纬之所从”,这才算是“葆其素”而“完其朴”了。以上是他论文的主张,其旨意大抵根据闿运之说,而发其所未发,不过他所瞻瞩的“典则”更为高远罢了。

  至于他自己的文章,纵横漫衍,多有旁涉,甚至重迭反复,引申其喻,像深山的古树挺立于悬崖峭壁之上,柯条交拂,藤蔓杂生,莽莽苍苍,使人辨不清枝叶的路数。廖平说他的文章是从《淮南子》演变而来(见《论文书》),非多看数行,不能知道真意所在,虽然他自己极力蕲响周秦,并不承认,但他的叙事说理之文如《诗以意录叙》《宋芸字问琴阁业书叙》《简州傅润生澹斋集叙》《杨伯平钩吴让之墨迹跋》《赋役篇》《政要论》《法家善复古说》《救弱当用法家论》《人伦说》诸篇,我们读之,实有同感。但他也有他的弊病,就是过分刻意学古,习用奇字涩句,而天分赶不上闿运,又长年居住在偏僻的川西,生活很单调,所以格局并不弘伟。

  他的诗以古乐府、鲍照、吴均、薛道衡、卢思道、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为宗,尤擅七古。他论诗以为“李杜之体清刚,故罕有长篇;元白之词铺叙,故特乏劲气。惟合二派而融化之,则大或千言,小或数百,兼二派之美,无二派之短”。他集中的《哭陈崇哲》《都江堑》《青城张陵祠》《东皇篇》《蒙茶歌》《上海行》《资中君子泉》《与诸昆季纵论词赋》《送高培榖去资之泸》《桂湖》《东湖》《哭杨锐》《颐和园歌》《寄廖平》《送楼蔷安东归》《邛海谣》《寄张祥龄》《寄杜瀚藩》《关山月》等诗,都是格调齐一的篇什,而其《关山月》一篇尤为诸作中的上驷:

  孤城落日夕烟袅,寒螀凄切鸣枯蓼。月到关山照人新,人在关山看月小。可汗初浴水晶盘,赮绮叠袭清光寒。舞镜回鸾留不住,亭亭蜚度玉门关。铁衣拼冷十年秋,一宵雪羽上乌头。旄星怕向柳营落,汉月偏逐冷水流。试拭霜镡光潋滟,腰际琤琤响雄剑。横吹铁笛变徵声,凉生刁斗银河澹。采蟾无语共脉脉,空明千里海天碧。今夜洞庭秋色多,有情随我度沙碛。边草秋肥露采深,戍亭立傍芦花阴。微闻赐环近赐玦,屡见当头圆又缺。为想缃帘学楚弄,云鬟霜湿月华重,春闺看成塞外愁,边人犹作归乡梦!年年夹襦寄手作,宁知秋窗罗衣薄,记得比目笑菱花,一样开奁影不着。雨雪如丝柳如烟,可怜猿臂老征鞯。凭传消息与来使,莫忆鬓华写少年!只感君恩同挟纩,骥虽伏枥心常壮!泪汗频沥肝胆血,刀笔不肯候老将。燕北胡儿解清笳,辽东小妇惯琵琶。缓吹低搊无休歇,声声谱出关山月!大陵隐耀积尸多,战场鬼唱蒲梢歌。骠骑受代仍刻石,都护新来可奈何!此时对月还思故,旦日部曲将北渡。荐居水草逐荒蛮,明年收骨知何处!

  此诗赋边城征戍之苦,脱体《横吹曲辞》,铺陈秾至,音节排奡,和他所持的论调完全吻合,足以代表他一般的作风。在今日烽火漫天,兵戎匝地的时代读了,尤为使人气短!

  一九〇二(光绪辛丑)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新民丛报》,前后出版三年,其中诗歌一栏,统名曰《诗界潮音集》。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也在第二年开始刊载。虽然这时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对于他的朋友谭(嗣同)、夏(曾佑)诸人所倡导的“新诗”运动,信念已经发生动摇了,但当日这些失意的青年志士们,群集异国,得以自由地接受新的知识,其生活饱尝颠沛流亡之苦,又经过一九〇〇(庚子)年义和团之乱,感触既深,一一托之于诗,在诗的形式上固谈不到有所创造,然就内容而言,实使当日诗坛发放出新的曙光。

  关于“新诗”运动的起来,和所谓“新诗”的体式是什么,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

  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香港藏宝图心水论坛并提前参与了鼓楼大街站区组织的防爆培训、防。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穗卿赠余诗云:“滔滔孟夏逝如斯,亹亹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飞赤鸟太平迟。”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从”,皆无从臆测之语。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

  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此等窠臼矣!浏阳如在,亮亦同情。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砌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

  以身与其境的人指数当日“新诗”的归趋,他认为革命要注重“精神”,自然是无疑义的,而不知形式更为重要。当日“新诗”运动好比维新变法,只能搬一些新名词来做装潢,就是因为形式未能彻底解放的原故。不过,就史的立场来看,《诗界潮音集》中的作品,确已较两年前谭、夏诸人的“新诗”进步了,在诗的新的坦途未能开辟以前,在并世诗人们追踪汉魏唐宋,其进焉者惟知以毕生之力与古人搏斗,欲求一日之雄的当日,我们已经有了那么胆大杰出的篇什,也真可称为时代的潮音了。

  《诗界潮音集》除了选刊谭嗣同、刘光弟、杨锐诸人的遗作外,夏曾佑这时很少写作了;黄遵宪的诗,也不甚多,而且都不足以代表他的特色;康有为这时正在欧美游历,其诗或署名明夷或署名更生,大抵为纪述行程之作;梁启超当然是最努力的一人,他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以奔迸的词意,纵论世界大势,一新读者耳目。影响虽大,但学他的人只得到了他的粗豪,显明的例子像有署名在宥民者,在其《读〈新民丛报〉感而作歌》里,有这样的妙文:“嗟余之生,燥发即受书,至今八千六百四十日有余,读书何为思之每汗雨,未能跳出学界奴隶之范围。往者已矣来可追,誓将改良兮易辙而驱;况值二十新纪世界文明进一级,全球变动风靡潮涌云奔驰。自欧而墨而亚九万里,大地之运一跃再跃乃东迤,起点昆仑极禹域,招国魂兮波太平洋而来归,文明膨胀塞宙合,输入我华国渐苏!”殆是一种未能消化的仿效,适巧把启超的毛病完全表襮出来了。

  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的成绩最可惊异,他是被启超誉为“诗界革命三杰”之一的。他那时也许正从日本回国吧,他随处都以一种沉痛的情绪抒发着对于时事的感慨,如“江湖形状丧家犬,自作人间补憾人!”(《壬寅正月自题小影》)“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久思》)“战伐遗民习奴性,衰残大帅岂长才!”(《壬寅八月往游金陵书怀》)是他一贯的风格。他在当日政治观念也最正确,其《卢骚》一首云:“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诗固不佳,而已成为了时代的信号。而其《挽古今之敢死者》一首,尤足代表他的为人:

  俗人重富贵,君子不偷生,一笑看屠刀,屠刀芒且平。转瞬涂路间,血肉醃泥尘,终胜困床褥,酸吟多苦辛。磨刀复磨刀,持以杀豕羊;磨刀复磨刀,英雄多此亡。羊豕与英雄,岂不两分将:羊豕供啖食,人间足蒸尝,英雄为牺牲,众生福穰穰!

  男儿抱热血,百年待一洒,一洒夫何处,青山与青史。青山生光彩,煌煌前朝事;青史生光彩,飞扬令人起。后日馨香人,当日屠醢子,屠醢时一笑,一笑宁计此!

  鸢亦饱我肉,蚁亦饱我脂,犬亦舐我血,虫亦穿我骴。吾闻佛家言,以身为布施,于物苟有益,狼藉奚足辞!稿荐为敛衾,斧钺为含玉,人生贵英灵,不足宝躯壳。君看英雄人,意气犹在目。多少厚葬者,岁久化石骨。石骨有时尽,英名无时落。

  狱吏与屠卒,对我意何尊!逡巡视含目,有若绕儿孙!尔辈亦何为?未足置一言,是非与功罪,付与万古论!牛有时伏轭,螂有时当车。牛身非不大,泥淖徒轩渠!螂身非不小,气若吞有余!为国重民气,强弱从此殊!誓争自由死,宁肯生为奴!

  病死最不幸,吾昔为此语。瞀儒列五福,考终世所与。儒者重明哲,后人若昼鼠,君子养浩然,明神依大宇。强释生死名,生死去来耳!

  此诗脱胎汉魏乐府而意境极新,不是任何虚张声势的篇什所可企及。他这一类的作品,后来都收到《居东集》中,实为“新诗”示范之作!

  狄葆贤也是“新诗”运动中的骁将,平等阁主人、慈石、楚卿都是他的署名,其《燕京庚子俚词》句,如:“彻耳军歌声不断,兵车夜半出墙来”;“处处壶浆低首拜,原来十国尽王师”;“排外尚非历史耻,劳师毋乃国民羞”;“太平歌舞寻常事,几处风飐几色旗”;又《吊袁太常(昶)》句如“纵使断头难再续,试看吾血尚犹存”;都翔实地记载了一段惨痛的史实。其诗虽不及蒋观云的句律精严,从他的《柬观云》诗:“与君一样沧桑感,世事艰虞只黯伤”,及“虏狼一任揃肠胃,燕雀依然觅稻粱”诸句,可以看到他是同一的有心人。至于他的“宙合弥纶此以太,古今递嬗我灵魂”(《辛丑冬日登山望雪感赋》),却是陷入玩弄新名词的不通的诗句了。

  同时以庚子事变为题材的诗甚多,惜皆不详作者真实姓名。如默士的《绿裳招饮席上共谈北事》八首所言:“豺狼自古横当道,麋鹿如今又上台”;“艳说神师惊地遁,不逢壮士挽天河”;“将军跋扈皆梁冀,相国逃名愧范蠡”;“白莲龙凤重司令,黑夜狐狸坐御床”;“一队笙歌娇女子,当时文绣旧王孙”;“河北不关辛弃疾,江南重见李龟年”;又邝斋的《庚子秋兴》八首所言:“海内纷纷传羽檄,城头历历作胡笳”,“相公议款真能手,诸将蒙恩亦厚羞”;又邹崖逋者的《庚子围城杂感》所言:“两戒河山仍黑劫,一朝忠义属黄巾”;“衣冠牛马贱,风雨鼠狐号”;又蜀郡辕孙的《都内杂感》所言“战骨万丛新鬼哭,行尸入坐贵官来”;“遗矢满街仍北俗,负枪警道见西兵”,“新班市侩捐红顶,旧例宫门递绿牌”,“夷妇朝仪仍北面,天厨食品仿西洋”。又出云馆主人的《感事》三首所言:“海外孤臣衣带诏,宫中词客郁轮袍”;“黯淡中朝冠带色,仓皇西道辂车尘”;“寰中莽莽思分鼎,宫里迟迟议撤帘”。或攻击朝廷的昏庸,或咒诅顽固大臣的误国,或纪述联军入京、帝后西狩的惨状,或讥刺刘坤一、张之洞的推诿职责和李鸿章的失策,其特点是明白清晰,毫无顾忌,而又颇方雅。我们只要读到刘福姚等的《庚子酬唱集》一类书,那样隐晦地不敢畅所欲言,非有作郑笺者,我们简直不能了然其真意究竟是些什么,就可知道当日的“新诗”尽了它应尽的任务了。

  麦孟华是梁启超称誉为最擅长“利用新名词”的人。他的“圣军未决蔷薇战,党祸惊闻瓜蔓抄”,及“微闻黄祸锄非种,欲为苍生赋大招”诸名句,其巧妙在不著痕迹,而对仗极为工稳。当日这班在日本的维新志士们都曾以“读式微之章”一题为诗,计惺庵、婴弇、勾吴氏、璱斋(冯自由先生云此亦为孟华笔名)等各若干首,述其远离故国之悲戚,其中蜕庵之作最为哀感动人。他的诗人的气质最重,志节尤高,后来年仅四十有余,即穷愁呕血而死,启超赠诗云:“人生到此那可说,故应呕尽胸中血”。可概括其身世的挫顿。他的诗后来曾与藩博合刊为《粤两生集》,又见有《二博合集》一种,但他的诗的真价,却非那些翻腾于利禄之中的人物所可比拟的。

  乌目山僧黄宗仰,当日和康、梁往返极密,诗亦累见,从他的《赠明夷》《赠任公》诸作,可以看到他对于这般维新党人的过度的推崇。他的诗尚多平仄不谐,惟《学界风潮》一首,系纪述南洋公学学生退学和全国各地起而响应一事,句如:“墨水倾翻南洋学,浔溪雷动又砰訇,风潮鼓荡接再厉,气作星斗志成成(疑城误)。夜梦跌翻莫斯科(不解),朝从禹穴树红旌。粤南燕北相继起,楚尾吴头亦喧矗,钟山奔瀑激飞雨,泉塘鼍鼓随潮鸣。狐兔夜嗥鹰犬泣,帝网不得罹长鲸。遂见旌幢翻独立,不换自由宁不生。革除奴才制造厂,建筑新民军国营”!我们读了也许要发笑,然而就题材言,就作者飚发的情感言,我们无法否认它是“新诗”,而此公当年慷慨之行径亦可想见矣。

  以佛语或佛理入诗,原是唐人最喜爱的把戏,自谭、夏加以提倡,便成了新诗运动中流行的风气。剑公高天梅的《默坐有得成诗七章度己度人以当说法》,又《读不可思议解脱经口占五偈》等,都是极成熟圆融的作品,而我更爱他写实的《忧群》一首,此诗前段亦假佛理为解譬,接着说:“廿纪少年人,泰山北斗仰,吾华于世界,岂绝无影响。念专制为虐,惨惨忧心长。欧美大革命,所赖实政党。支那今如何?尚在幼稚时,政党始芽蘖,无堪摧刈之。而况党中人,攻击日益滋。入主而出奴,言论卮复卮。所言亦有公,其心已至私,匈奴尚未灭,男儿何家为!而乃自树。